每天都能在电视里看到奥运会火炬，到这里，或者那里。自然创了许多世界之最。神圣得有点过分，估计很多人都像拿着红宝书。奥运会火炬传递成气候，是在1935年，德国奥运会期间。纳粹对这种神圣仪式的作用一直是看得很清楚的。仪式过分神圣就很像“教”，热情过头就有点“邪”。大概如此。

我基本上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极度相信科学与理性，对邪教有很强的免疫力——其实对正规宗教也是，导致现在欲寻宗教之门而不得入。但曾经有个人试图动员我加入那个很著名的邪教。那是个有意思的人。

那人，单位上不少人叫他“黄保长”。黄保长当然姓黄，所以我们这些当时刚毕业的年轻人，都喊他“老黄”。他年纪大，1996年已经有40过5的样子，没官职没架子，这么叫，大家都心安理得。

他没官职，就在规划院收发信件，分分报纸。西藏的工作相当闲，每天不到6个小时上班，期间还有足够的时间闲聊，溜出去喝茶，或者像我们刚毕业不久的学生，端着杯子去收发室也是资料室看报纸。当然，这是没出野外的时候。老黄时不时给大家杯子里倒满水。有人说谢谢，也有人抬起头看看他，微微颌首，嘴里哦哦地哼一下，垂下头继续看报纸。

看报纸久了，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他正当壮年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，怎么做分报纸的活。原来他是有病的——吃了不干净的（有寄生虫）风干牛肉，虫子进了脑部。治好后，就头脑不清楚了，说话不利落，一只腿也不灵活了，只能一搭一搭地走。如此，已经有十多年了。

上班的工作既然宽松，吹牛扯淡的尺度也就夸张，就算说的本来是事实。老黄不在的场合，当然不一定是在资料室里，就有人把杯子往桌面上一跺，头向后仰开角度，眼睛睁得很圆，拉着长声道：

“老黄，荷！……黄保长你不晓得原来爪子的吼？老子跟你讲了你也不得信……不讲你想都想俅不到。老子跟你说，”（然后压低了声音，凑近来）“狗日老黄要不是得病，搞不好现在这个院长这个位子就是他的了！”说完红了脸吃吃笑，得意得好象挫败了一次历史性阴谋。

原来，老黄是1978年入藏的大学生，西南林学院毕业。1996年大学毕业进藏的尚寥若晨星，何况1978年！据说，人极能干，业务熟练，早早入党，自然政治也没问题。组织上正重点培养，没想到吃肉吃出了病，正途便废了。

这话在当时的院长老宋那里也得到证实。老宋原是自治区林业局副局长，是60年代进藏的老大学生，也是老黄的师兄或者师叔了。他喜欢在院里的全体大会上演讲，滔滔不绝，有点说教，但一般不会有人怀疑他的用心起码不坏。他和老黄看来也熟，据说“黄保长”的外号就是他起的，理由忘记了，大概是外貌气质之分。在全院的大会上，老宋院长，我们都叫他宋局长，不止一次话题跑开时，调侃老黄一句：黄保长，你要是当初不得这个病啊，我今天这个位置说不定就是你坐着了！说完呵呵大笑。老黄也讪讪地笑。围成一圈的大家眼光闪一道，又继续低头，脑子里想象坐在那里训话的是老黄会是怎么个样子。想来想去想不通，因为实在想不出老黄会如何给大家训话。

与老黄一起进藏的同学，据说远没有他出色，当时都已经是副处长，连晚了不少年的，也都有人上位。至于出色，有另外熟悉单位掌故的人说起他，是“龟儿你莫瞧他现在乖得很，当年他有权时，整人，凶得很，往死里整。跟领导，恨不得……”应该如此，在现实的生态中，当时的厉害，这是必须的基因。

几乎当了院长的老黄仍不过是个分报纸的老黄。新来的援藏的常务副院长，是晚他10年的师弟，他还是每天恭敬地把报纸送过去。

管收发的另有个女人，姓L。L小姐，在我刚到单位时，长期以为是个领导，那份神态，气势，那种颐指气使的威严。她笑笑地说声，小*啊，你帮我倒点水吧？马上有人溜溜地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她是个连中专都没毕业的工人，是个老职工的子弟，那老先生和老宋局长关系一向很好。这是个有故事的人。后来有人对我说，不仅是我，连老巴（当时毕业4年，后来当了院长）刚毕业，也被她吓得屁滚尿流，给支使了不少时间——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不过是……

有很多人，不一定有什么文化，但有野心，有足够的聪明，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能，对权力对人际关系对资源的利用支配，不仅有欲望更有比任何读书人都深刻的洞察力，他们没当领导真是可惜了）可是如果他们当了领导，倒霉的人也就多起来了。现在我知道，这其实到处皆然，当时还觉得是个重大发现呢。

这样的一个L小姐，当然不是省油的灯。业务的技术的事情做不了，其他事情又不肯去做，每天坐在那里支使老黄做这做那。时间久了，就有龌龊，要整，要吵，要算计。当然这不是老黄，他现在就算想，也不会了。

所以他总是吃亏。我常见他，被气得青筋暴出，满脸大红。他个子不高，但很壮实。若是出手那么一下，娇滴滴的L小姐就麻烦了。但L小姐不怕这个。

我不喜欢L。有时候听老黄愤愤说起这些，就委婉安慰下。有时候碰上吵，实在听不过去，巧着点帮他说几句，让L不好意思再发作。老黄心眼已经很实，就知道好坏，知道分人。我看他年长，又是那样的背景，说话就尊重些。慢慢地和我说的就多了起来。我的信件，报纸，他也一定每次要送到我办公室来。

后来他就劝我信那个什么功。我没当个事情，随口说等等忙过了就去。他当了真，每次见到就问。我出了两次长差，半年才回拉萨。其间这某功已经出了事。没想到老黄也倒了大霉。

原来老黄老婆也信，不仅信，还是拉萨乃至西藏的最主要的骨干之一。完全走火入魔，不可救药了。这样的人，当然要做工作，各种各样的形式。我曾是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，经常忽然开会，谈谈话搞搞记录。老黄老婆不开窍，还老想鼓捣点事情出来，老黄自己明白过来，当然还是压力巨大。他女儿很快上大学，几乎也受影响。连几年，看到他，都是唉声叹气，瘦了很多。

他女儿报志愿前后，曾经找我参谋，我说了不少意见。他女儿很是懂事，学习刻苦。后来上了学。

再后来，我自己的事情多得一件件，真是自顾不暇。他的事情，我就没那么关心了，反正在02年前后，他退休了，回到云南。离开前曾来我办公室告别，说些什么，忘记了。

离开规划院之前，每年都会收到他寄自云南的明信片。不知道他有没有给L寄。我想，也许寄了的。

风干肉，其实有虫的概率差不多。可是我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老黄的事情担心过，风干肉，甚至新鲜的生肉，一直吃的很欢。可能，在我心里，觉得吃了这样的肉又恰好得了这样的病，和老黄一样，并不能算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吧。